收藏，
不仅是个人为兴趣而做出的行为，
更是一种能影响社会的做法。
为什么说收藏家最值得尊重，
他们在历史上扮演着独特的角色，
使文明和文化得到保护和传承。
1948年，大收藏家张伯驹先生为了避免国宝《游春图》流向海外，卖掉了心爱宅邸园林——似园，最终以220两黄金的高价买下《游春图》，并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将其捐献给国家。当时，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准备给一些报酬，张伯驹坚定地回绝了，他说：“东西在我的手里，就是在国家的手里，我怎么能和国家分你我，一定上交国家，无偿捐献!”张伯驹先生为保护文物，防止珍贵的文物外流付出了毕生的心血，使一大批珍贵的书画幸免于难。
张伯驹先生所收藏的珍贵书画，最后全部归于国家。1956年，他将所藏的8件国宝级的书画，捐给了文化部。这8件珍宝是：晋陆机《平复帖》、唐杜牧《张好好诗》、宋范仲淹《道服赞》、宋蔡襄《自书诗册》、宋黄庭坚《诸上座帖》、宋吴琚《杂书诗帖》、元赵孟頫《章草千字文》以及元俞和楷书帖；在这之后不久，张伯驹先生又将宋杨婕妤《百花图》、宋赵伯啸《仙峤白云图》、元赵孟頫《篆书千字文》、唐人写经《大般若波罗蜜多经》等一大批书画，捐献给吉林省博物馆。张伯驹夫妇捐献给国家的书画多达27种，均是罕见的稀世之宝。
另一位大收藏家钱镜塘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后的30余年中，先后10多次将所藏物品捐赠给国家，数量达3900余件之多。徐熙、董源、范宽、唐寅、沈石田、王石谷、赵之谦、金圣叹、任伯年、虚谷、吴昌硕……中国书画史上众多名家的名品，都在其列。已被上海博物馆、浙江省博物馆所藏的五代徐熙的《雪竹图》、宋代范宽的《晚景图》、清代王石谷的《陈元龙竹屿垂钓图》等，都是稀世之宝，撼世之作。
将心爱的藏品捐献给国家的的收藏家不止上述两位，朱文钧，也是我国著名的收藏家。1953年，朱文钧夫妇嘱咐其子朱家溍，将其毕生心血706种碑拓全数捐献给国家。这些碑拓从东周的石鼓文以下，包括了以后历代的法帖在内，多是宋、元、明、清的拓本，字迹清晰，均是碑拓中的上品。在此以后，又将2万多册善本图书捐献给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，将全部书画捐献给浙江省博物馆，将全部明清家具捐献给承德避暑山庄博物馆。
华侨收藏家周锐在庆祝他旅居美国旧金山60周年之际，把他珍藏的10件古瓷器捐献给上海博物馆。以制作和收藏紫砂壶而闻名海内外的许四海，其收藏品中有一把清代制壶名师邵大亨的杰作“大亨壶”。一位外国人欲出7万美元购买，许四海却婉言笑道：“这是中国人的宝贝，我收藏它并不是为了出售，你就是出100万美元我也不会动心。”
也许在在惟利是图的人看来，这几位大收藏家都是一些不识财务的大傻子，哪有手握价值连城的珍宝，不待价而沽、转手谋利却无偿地捐出去的道理。这恰恰说明了收藏家与大多数普通收藏者的根本区别在于：前者是“藏物”，后者是“藏钱”。对于以上几位收藏家来说钱并不重要，个人的得益也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如何对藏品有利，怎样才能让那些珍贵的文化化遗产发扬光大，正如张伯驹曾在《丛碧书画录序》中所写的：
“予生逢离乱，恨少读书。三十以后，嗜书画成癖，见名迹巨制，虽节用举债，犹事收蓄。人或有訾笑焉，不悔。”“予之烟云过眼，所获已多。故予所蓄，不必终予身为予有。但使永存吾上，世传有绪，则是予所愿也!”在这短短数语之中，张伯驹先生明确地表示，他收藏书画的目的，是使这些珍品永远保存在国内，防止流失到海外，世世代代传流下去，供后人鉴赏。至于他个人，只不过是烟云过眼而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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