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知有汉,无论魏晋
——传统不实,勿言创新
一般说来,书法创作大力提倡创新。但很多时候,说来容易做起来难。书法学习首先考虑的应是继承传统,其次才是创新。创新是建立在继承传统基础上的,很多时候,传统会被误认为是保守,因为具体表现在临摹碑帖方面,太像则泥古,不似为背叛,而且需要很多时间锤炼。创新前所未有,各种光怪陆离形式皆能以标榜创新的姿态出现。
实质上,创新是经过传统洗礼后有凭据的话语权利。如果一味求新,变成流动不居的新形式,最终不能被接纳成新传统,则这种创新不能说是成功的。古人讲“邯郸学步”,很多时候听起来觉得很好笑,但在书法创新中却时常犯这样的错误,书坛目前存在的很多现状都是同类笑话在上演,只不过没有自知之明罢了。传统不想继承,创新也做不到,更多地只是喊喊口号,结果真的是“不知有汉,无论魏晋”,沦为不伦不类得“四不象”。
学我者死,似我者俗
——个性张扬的限度
艺术创作必须极力张扬个性,书法自然也不例外。但个性应该是有凭据的,不能太随意,个性首先是与众不同,有独特性;另一方面,个性还必须有同向性,即有共性存在,个性实际上是共性前提下的差异性。
书法个性表明书家独特的自我语言形成,应该有个限度,但很难有统一的标准,简单地讲,就是章法、字法以及墨法等方面的可持续性审美因素。艺术本身就是表现自我,个性从根本上取决于自我意识,但自我意识并不是决定性因素,最终还是有意识的积累。任何无意识行为最终都可以找到相应地有意识根源。
一洗二王恶札
——清醒的批判意识
米芾生前说过很多振聋发聩的惊世之语,但必须设身处地去理解,许多并非字面上所透露出来的,乃至米芾对颜真卿、欧阳询和柳公权等人的批评,只能说明米芾比常人有更深刻的批判意识。实际上,批判某种书风,是了解创作的利弊所在,是理性认知,而不是全盘否定。米芾对二王颜柳欧等都有涉猎。
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从不存在没有任何缺陷的创作,学习某种书体,必须了解其不足与优点所在,才能做到既能打进去,又能打出来。米芾之所以成为一代宗师,根本的原因即在于此。
求神舍形,方会其意
——似是而非,形似当为第一
“求神似而不求形似”是流毒甚广的一句话,误导了很多人。众所周知,临摹是书法学习的唯一途径,临摹有形似和神似两种要求,形似标准是共同的、可视的,神似标准差异很大,不可视,没有统一标准,也最难把握,对于神似要求,有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,随着艺术水平的不断积累而实现。如果形似达不到要求,就更不用说神似,将二王写成《爨宝子碑》的样子必定不可取。
追求形似到神似的过程,就如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一样,初识时是对形体相貌的了解,熟悉后才有性格等内在要素的了解,如果一味避开形似而大谈神似,置形似于不顾,学书很难深入,形似差异是各种书体之间最直接的差异。王籧常晚年作书都带有章草风味,这是自然而出的,与书家成熟期个性大有关联,不能刻意而求。临摹当先求形似再及神似。
书不宗晋,终入野道
——既专且博,集古成新
王铎在阐明自身学书之道时提出了这一观点。王铎一生吃着二王法帖,受益匪浅,综合王铎一生来看,颜真卿与米芾对他影响也很大,尤其是米芾,对“书不宗晋,终入野道”这句话,笔者认为应从以下两个方面理解:
一是晋尚韵,颜米皆出于二王,变革晋韵自出新意,对晋韵的回归与倾慕是立身之本;二是他所言及“书不宗晋,终入野道”并非“书不宗晋,必入野道”,二王书风在整个书史中最终只是一家风范,不是整个书史的全部,真正成功的大家都是集古出新、融会百家而自出机杼的。学书要做到既专且博,方能入古出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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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丑毋媚
——形式美同样重要
傅山针对当时的“馆阁体”书风,提出了“四宁四毋”的美学观点,其中一点就是“宁丑毋媚”,反对媚俗书风,有两层含义,一是书法美学评价标准未必就是美,而很有可能就是“丑”,但这种“丑”是假丑,而不是真丑,是指率真和自然之美,直指本心的美;二是傅山本身创作并不丑,他在取法上皈依二王和颜真卿,所反对的是对二王魏晋精神玄学精神理解存在误读的二道、三道贩子。
傅山提出“宁丑毋媚”是一种假设关系,而不是递进关系,宁可丑一点,也不要媚俗,并非是要真丑,只要不是媚俗,可以有多种风格,或风流倜傥,或消散沉郁,或跌宕奔放,可以有自己的审美追求,并不一定要丑,书法风格本身是多元存在的,没有必要限定于某种风格倾向。如今很多人将傅山作为“丑书”的始作俑者,实是令死者不安。傅山与如今的“丑书”根本就沾不上边,这是对本意最大的曲解。
浏览书史,先贤立论远不止这些。
歧义并存,“仁者见仁,智者见智”,纯属正常,关键不能误读。就如同在现实生活中,很多人将一些名家过场的客套话当作现实客观的评价,本身就是一种曲解。书坛目前诸多不良习气也因此而出,由此可见本意曲解对书坛的危害。书人必须学会理性思考,客观地看待问题,了解真实的含义,才能在学书过程中事半功倍。